疫情来的时候,我们有六台车卡在国内
二〇二〇年春节前签的六台设备,拖车司机回家就出不来,车卡在堆场二十三天。违约金赔了三万八美金,但客户没走,因为我们寄去了六百只口罩。
一月二十二号,腊月二十八,我在深圳的家里收拾行李准备回湖南过年。那天下午新闻里说武汉要封城,我盯着手机看了十分钟,第一反应不是家里,是堆场里那六台车。
六台车是三票货。两台卡特320挖机去达累斯萨拉姆,一台徐工50装载机去拉各斯,还有三台压路机去蒙巴萨。都是春节前签的合同,船期排在二月四号、九号和十四号。
腊月二十六,车还在广州番禺的堆场做最后一遍清洗和打蜡。按惯例,大年初六拖车进场,初八到南沙码头报关,时间富余两天。这个惯例我们用了四年,从没出过事。
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。年初二,湖南老家村口拉起了绳子,进出要登记,外村人不许进。
拖车司机一个都回不来
我们的拖车是外包的,常年合作的五个司机,四个是湖北人,一个是河南南阳的。年初四我挨个打电话,四个湖北师傅说村里封了,出不来。南阳那个能出来,但他不敢跑,说路上检查站太多,一趟要量十几次体温,服务区连口热饭都买不到。
我开始找新的拖车。平时番禺到南沙,一台挖机的拖车费是两千八。那几天我打了二十几个电话,价格从四千五喊到八千,还没人接。不是钱的事,是没人敢出车。
二月一号,我终于凑到两台车。一个东莞的师傅,加了钱,要求全程不下车,饭在车上吃。两台车一天只能拖两台,高速口排队测温,一排就是三个小时。师傅回来跟我说,过虎门大桥的时候,桥上空得能听见风声。
二月四号那班船,我们只赶上了两台卡特。剩下四台,眼睁睁看着船走了。那天晚上我在堆场待到十点多,四台车在探照灯底下停着,像四座铁疙瘩山。
堆场里的二十三天
四台车卡在堆场,每天的堆存费、看管费加起来一千二。更要命的是合同。三票货的合同里都写着逾期违约金,每天千分之三。
堆场老板老陈也要吃饭,但他给我减了三天费用。他说今年谁都不容易,他的堆场二月上半月一台车没进出,管理费照付。
我给三个客户挨个打电话。坦桑尼亚的穆罕默德倒是平静,他说他在电视上看中国的新闻了,问的不是货,是我家里有没有人生病。我说都好,他说那就好,货晚几天没关系,人要紧。
尼日利亚的奇迪不答应。他说他的客户等着压路机开工,工期延误他也要赔钱。我理解他。合同就是合同,违约是我们违约,疫情不是客户的错。
违约金怎么谈的
违约金这事,我没等公司财务算,自己先把数算出来了。三票货,延期最长的二十三天,最短九天,按合同一条条算,合计三万八千美金出头。
我把计算表发给三个客户,每个人单发,写清楚哪一天该到、哪一天实际发、违约金多少。奇迪收到表回了个电话,说你们自己算的比他自己算的还多两百美金,问是不是算错了。我说没错,滞港那两天也算我们的。
他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,说行,钱收下,单子继续。
三万八美金,差不多是公司一个半月的毛利。财务问我能不能申请不可抗力减免,我说不申请。不可抗力这四个字,是用来保命的,不是用来赖账的。
那六百只口罩
二月中旬,国内的口罩开始能买到了,但国外买不到了。穆罕默德在电话里说,达累斯萨拉姆药店里的口罩卖完了,他妹妹在医院上班,没有口罩用。
我和陈国栋商量了一下,公司出钱买了六百只口罩、四十瓶免洗洗手液,分三个包裹寄出去。坦桑尼亚两百只,尼日利亚两百只,肯尼亚两百只。走的国际快递,运费三千七。那时候寄口罩手续麻烦,报关单填了三遍才过。
口罩到的那天,穆罕默德发了张照片过来,他妹妹戴着口罩站在医院门口,竖着大拇指。照片我存着,现在还在手机里。
四月底,三票货全部到港。奇迪收到货后给我发了条信息,只有一句话:明年我还要三台。今年他果然又订了三台。
五月中旬我算了一笔总账。三票货,违约金三万八美金,堆存费两万多人民币,拖车加价四千五,口罩和运费四千二。加起来三十多万人民币。这三单生意是亏的,但三个客户,一个没丢。
生意做到最后,算的不是一单赔了三万八,是二十三天里你有没有把客户当人。违约金照付,口罩照寄,这两件事不矛盾。